編者按:近日,中央新聞單位駐浙記者聯合會在杭州舉辦研讨會,專題研讨蔣文龍的“三農”報道。作爲農民日報駐浙江記者站站長,多年來,蔣文龍圍繞浙江農業、農村的改革發展和農民的生存狀态、利益關切,深入基層,深耕“三農”,麥秀兩岐,採寫瞭(le)大量報道,受到廣泛關注。他的作品與成果,也獲得與會領導、專家的充分肯定。這裏,選登兩位專家的評點,以飨讀者,並(bìng)供業界同仁品鑒。
研究型記(jì)者的四種能力和四個(gè)維度
浙江大學新聞系主任 沈愛(ài)國(guó)
蔣文龍是一個專家型記者,這幾乎已經是一個共識。我本來打算說一個題目,叫“蔣文龍——專家與文人的合體”。因爲在他身上,有非常顯著的學者氣質和文人風(fēng)範(fàn):說話慢吞吞,文绉绉,待人溫和,肚裏有貨,很有涵養。
但是,爲瞭避免重複,更主要是爲瞭顯得與衆不同,我最後還是選擇瞭一個“研究型記者”的概念。發言的題目就叫:《研究型記(jì)者的四種能力和四個(gè)維度》。
第一種(zhǒng)能力是感知力。
一個研究型記者,首先必須是一個出色的新聞人。所謂感知力,就是敏銳的觀察能力,捕捉新生事物的能力,超人一等的新聞敏感。感知力,來源於(yú)生活,來源於(yú)日常的積累和訓練,表現爲思維火花的閃現,電(diàn)光火石之間,眼睛一亮,思維豁然開朗。
在蔣文龍的作品集——《麥秀兩岐》一書中,好多作品都體現瞭(le)高超的新聞敏感。有些報(bào)道的标題就非常吸引人,新聞性特強,新聞價值高。
比如《浙江旱糧成“新寵”》一文,說的是番薯和土豆這類當年上不瞭(le)台面的農産品,搖身一變(biàn)成瞭(le)消費者眼中的“寵兒”,反映的是消費者的多元需求,以及政府引導有方,推動有力。
《杭州:智慧農業正當時》這篇報(bào)道,抓住的新聞點是:杭州的智慧農業集成瞭(le)物聯網、雲計算等信息技術,隻要輕點鼠标或者操作手機,就可以提供精準化種植、可視化管理、智能化決策,大步邁入瞭(le)農業發展的高級階段。“電子保姆”管理石斛,手機種葡萄,聽聽名詞都讓人神往。
再比如《飯店門前擺(bǎi)粥攤》《一顆櫻桃的72小時旅行》等新聞篇目,都是新聞價值高、讓人耳目一新的出色報(bào)道。
第二種(zhǒng)能力是思辨力。
思辨能力,就是記者對新聞事實進行由表及裏的分析,由淺入深的比較,從而對新聞事物進行多層次、多方位、多角度的立體式反映。由點及面,由現象到本質,在作品中寓理於(yú)事,以事明理。或者說,也就是根據報(bào)道主題需要,抓住事物特點,通過對具體事實的描述和叙述,深入分析,總結規律,上升到一定的理論層面,增加新聞報(bào)道的思想性和厚重感。
《麥秀兩(liǎng)岐》中有以下篇目,都是思辨力的産(chǎn)物。
比如《“互聯網+農業”如何加——對浙江遂昌、臨安兩地的分析》,探讨中國最爲年輕的互聯網如何與最爲傳(chuán)統的農業産(chǎn)業相加。一系列的調查研究之後,發現縣域經濟電商化正在席卷中國農村,而品牌化在其中有獨特的作用。
再如《豬是怎麽飛起來的——浙江龍珠畜牧專業合作社的養豬經》,蔣文龍用他最擅長(zhǎng)的提問式标題,把問題擺(bǎi)在讀者面前,最後用他深入的分析和思考、嚴密的邏輯,把答案呈現出來,讓人受到啓發,得到借鑒。尤其是這篇通訊的開頭寫得非常吸引人:
“艾格非”養豬,很快偃旗息鼓;“高盛”養豬,至今生死未蔔(bo);“網易”養豬,人們形容是“紙上談兵”。養豬血本無歸的案例如今比比皆是,驚心動(dòng)魄。
然而,浙江龍遊的一家本土合作社,短短四年時間,用連橫合縱之法,将農業産(chǎn)業中最傳(chuán)統的生豬養殖,做得風生水起。人們形容,“龍珠”的豬會“飛”。
還有《破題“股份制農場”——浙江仙居縣農村改革的創造性跨越》,以及他的另一作品集《龍行浙江》中的《不包辦(bàn)不圖利不冒進——鄞州農房改造中的哲學思辨》,這兩篇工作通訊,通篇讀下來,理性思考多,思辨色彩濃,體現瞭(le)作者的思想深度。
蔣文龍在《龍行浙江》的後記中說:進農民日報後的第一篇報道是義烏農貿城,他不願意寫成泛泛之作,要求自己總結提煉它的成長發展規律,對其他地方能夠有所借鑒。從此,深度報道就成瞭(le)追求和特色,大量查閱資料,不斷琢磨,不斷打磨。對每一個新聞素材,都習慣於(yú)放到整個“三農”發展的大背景下進行審視,不斷提出“爲什麽”“怎麽辦”,去思考現象背後的本質,分析問題産生的原因,總結事物發展的規律。
第三種能力是預(yù)見(jiàn)力。
預見能力,也可以叫做前瞻能力,指的是研究型記者,善於(yú)以當下社會形勢或者客觀事物的現狀爲基礎,爲依托,對未來的發展前景和趨勢,進行預測(cè)和展望。
蔣文龍就是這樣的研究型記者。他站在曆史的制高點和時代的最前沿,總攬全局,並(bìng)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,從已知推及未知,洞察趨勢和未來。他能夠認識到重大事件背後的深層(céng)意義,預見到未來發展中将提倡什麽,反對什麽,主動掌握發稿時機,取得更大更好的傳播效果。
我在這裏簡單羅列一下這一類報(bào)道的篇目,比如《麥秀兩岐》中的《農業電商,阿裏造夢》,《龍行浙江》中的《産(chǎn)業化組織形式的浙江創新——可望破解産(chǎn)業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》。具體報(bào)道内容,我就不再重複。
第四種(zhǒng)能力是創(chuàng)新力。
創新能力,就是指研究型記者永不滿足,積極進取,勇於(yú)開拓,不唯書、不唯上,不爲現成的各種新聞發布會材料所束縛,不爲現有的各種結論所左右,獨立思考,敢於(yú)觸(chù)碰熱點和難點,敢於(yú)發出獨特的聲音,提出獨到的見解。
正如胡宏偉的《溫州炒房團》提出的觀(guān)點(diǎn):
今天,我們所知道的“炒房團風潮”,是一個天大的、被操縱著(zhe)的謊言, 迄今最詳盡的溫州炒房團真相,誰是溫州炒房大戲的主角,他們的炒房資本到底有多少?炒房團是否“有組織有預謀”,“炒房路線圖”從何而來?究竟是什麽人導演瞭(le)這場合謀的财富遊戲?“溫州炒房秀”透射出瞭(le)中國社會經濟哪些危隊的脈象?
書評:溫州炒房團的故事已經過去很久瞭(le)。但在社會上,事情的真相卻未必被很多人所知道。作者的最大貢獻,就是履行瞭(le)一個新聞記者的最基本職責,客觀地揭示瞭(le)真相。在經濟權力漸趨主導(dǎo)之下的社會,這需要良知和勇氣。
蔣文龍的《龍行浙江》一書中,也有好多這樣的篇目,追求特立獨行,抵制随波逐流,努力發出自己的最強音,提出有創(chuàng)造力的觀點(diǎn),振聾發聩,讓人警醒。比如《農業會展:盛宴過後須深思》《胡柚悲歌》等等。
作爲一位出色的研究型記者,蔣文龍身上的優秀素質,還可以從他所採(cǎi)寫的報道的四個維度來解讀。他的許多長篇通訊,具備瞭(le)足夠的傳播力、影響力、引導力和公信力;他所做的每一次探索和嘗試,都體現瞭(le)“多人一點,快人一步”的新聞競争理念。
四個(gè)維度具體闡(chǎn)述如下:
第一是高度。所謂報道的高度,就在於(yú)是否能夠準確地把握時代脈搏。比如像改革開放30年、新中國成立60周年、建黨90周年等等,對中國發展而言,無疑是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時間節點;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、加強社會管理創新、黨員先進性教育、幹部隊伍作風建設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等等,也是某個發展階段的戰略主線。隻有深刻領會這些重大主題的戰略意義,用新聞專業視角進行思考,這些報道才有靈魂,才有高度。蔣老師採寫的許多報道,在題材上往往具有重大性、時代性和前瞻性的特點,充分發揮瞭(le)“輿論引導先行軍、政府決策參謀者、先進理念傳播器”的作用。
二是廣度。這個廣度包含三層(céng)意思。一是指報(bào)道題材範圍廣。《龍行浙江》的目錄中,設置的欄目名稱,可見一斑:“本報(bào)浙江特别報(bào)道”“新聞深一度”“直擊杭州三農”“縣域發展多棱鏡”“人物面對面”“觀察與比較”“城鎮解剖”“營銷解密”“微觀主體新觀察”“獨立思考”等等。二是指作者的思維開闊,思想靈動,縱橫捭阖,汪洋恣肆。三是傳播範圍廣,報(bào)道影響面大,社會關注度高。
三是深度。蔣文龍報(bào)道的深度,也可以區分爲兩個不同的層(céng)次。
首先是獨特性,就是“人無我有,人有我優”,所謂“見人之所未見,言人之所未言”,看到瞭(le)别人看不到的東(dōng)西,說出瞭(le)别人說不出來的話,這是一種深度。
其次是深刻性,就是報(bào)道能夠觸及到常人一時難以認識、一時難以把握的事物的本質,揭示瞭(le)問題的核心和思想的精髓。這樣的報(bào)道,那就必然是有深度的。
深度在於(yú)準確地挖掘思想内涵。沒有思想性,再精美的文字也打動不瞭(le)讀者。蔣文龍的許多報道,常常爲地方黨委和政府科學決策,提供大量一手資料和思考建議。這也是深度的體現。
四是溫度。這主要是指蔣(jiǎng)文龍身上的文人氣質和人文情懷(huái)。
比如作品集取名爲《麥秀兩岐》,說的是一株麥子長出瞭(le)兩個穗子。屬於(yú)豐收之兆,多用來稱頌吏治成績卓著。這個成語典故出自《藝文類聚》。不是中文系畢業的,恐怕大都不知道。
溫度的第二層意思,就是報(bào)道中要包含人情味、故事性,報(bào)道中要時刻體現出人文關懷。最近說得多的幾句話,可以拿來作爲參(cān)考:“宣傳新聞化,新聞故事化,故事細節化,細節生活化。”報(bào)道的生活味和人情味,可以提高新聞的傳播力,增強新聞的感染力。
蔣文龍一次次的採(cǎi)訪調研,基本上都是做到瞭(le)“腳到、眼到、耳到、心到”。他的採(cǎi)訪作風很紮實。報道的語言風格,也有許多清新靈動的閃光之處,努力增加新聞的可讀性。但總體上來說,因爲非事件性新聞數量偏多,工作性通訊偏多,思辨性的内容較多,有時顯得專業性太強、通俗性不夠。今後在文本寫作上,似還可以增加更多的故事、情節和細節。